1953年，高岗与饶漱石之间的党内分裂活动，亦被称作“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于1954年初揭露，并于1955年春得以妥善处理。此事件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高层首次遭遇的一场激烈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历经此事的亲历者如今存世已寥寥无几。我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及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对事件的始末及其处理过程有着深刻的了解。为了清晰阐述这场斗争的脉络，我仍需从高岗与饶漱石这两位人物谈起。
自随中央红军长征，于1935年冬日抵达陕北之际，便与高岗相识；而与饶漱石的结识更早，那是在1928年我主持上海总工会工作时，他受我指导，当时我昵称他为“小饶”。
调任北京之前，高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以及东北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要职，同时亦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并身兼党的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饶漱石，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华东军区的政治委员，同时也是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然而，从出身背景到日常作风，他们二人间的差异显而易见。
高岗，于1905年诞生在陕西省横山县，一个以煅烧木炭为生的农户家庭。他仅完成了初中学业，却在1926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位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硝烟中磨砺出来的，来自农村的工农干部。
在抵达东北之前，他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亦称刘志丹部队）的政委、三边地区（包括定边、安边、靖边）地委书记，以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重要职务。
此人身怀才干，气魄非凡，精明能干。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创建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的历程中，他贡献卓著。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北地区的工作亦取得了显著成绩。
东北解放之际，该地区经济复苏与建设浪潮席卷，勇立全国潮头；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后勤保障工作表现卓越，赢得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誉。
高岗
然而，他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正如毛主席所精辟地指出的：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历程中，高岗虽因其在革命事业中的正确举措与卓越贡献而赢得了党的信赖，然而，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尤其在顺境中显露出的骄傲自满、狂妄专横，以及逆境中的患得患失、灰心丧气——以及私生活的堕落欲望，长期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与遏制。特别是在全国胜利之后，这些问题不仅未得到改善，反而有了进一步的恶化。
“近期，高岗所表现出的反党行为，正是其阴暗面日益加剧的必然产物。”
饶漱石，1903年诞生于江西临川，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他接受过高等教育，精通英语，并于1923年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在1925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位在白区城市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地下党斗争中磨砺成长的知识分子干部。
在1935年至1938年期间，我受命赴国外执行任务。归国后，在抵达华中局之前，我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副书记一职。在此期间，我协助新四军副军长、兼任分局书记的项英将军，负责管理白区事务。
他展现出卓越的工作能力，曾获得少奇同志的高度赞誉，被誉为“杰出的青年革命家”。
1947年，当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之时，他凭借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同志的鼎力协助，带领军民在当地坚持抗争，共渡难关，此举曾荣获毛主席的赞誉。
饶漱石
然而，此人深藏不露，沉默寡言，鲜少与人交往，几乎鲜有朋友，亦不常主动与干部交流心得。
他平日给人的感觉是坚守原则、行事严谨、处理事务稳健。在生活作风上，他迥异于高岗，不沾烟酒，不跳舞，不宴请宾客，给人一种正人君子的印象。
然而，与他长期共事的同志普遍对其评价不佳：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李一氓曾直言，饶某“心胸较为狭隘，权力欲望颇重”。
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曾言：“须讲究权威，更要精通权术。”
艾丁，曾担任过他的政治秘书，直言不讳地称其为“伪君子”。
饶对权位之看重，我亲身领略过一次：那是在1946年底左右，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宣告解散，饶（在军调期间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便返回延安。我前往机场迎接他，轻声呼唤他“小饶”，他却仿佛未闻其声。我急忙上前，高呼“饶政委”，他才有所回应。
事后，我将此事告知了陈毅。他言，饶某人向来如此。
随后，饶某的分裂行径暴露无遗，这充分证实了他实为“伪善之极”。
1954年春季，邓小平在主持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时，直言不讳地指出：
“饶漱石堪称一位‘独行侠’，他常常深藏不露，只在关键时刻才崭露头角。”
这两位外表迥异之人，却因共同的政见抱负而携手同行。
高岗在东北地区握有重权后，其政治抱负迅速膨胀，心中滋生出意图独揽东北、进而觊觎更高权力的非分之想。
他着力三方面。
首先，过度突出东北的“特殊性”，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常常以“情况特殊”为由，擅自作出决定，其中一些做法与中央政策明显相悖。
二是将刘少奇与周恩来视作他野心实现的巨大障碍，四处散播谣言，竭力对他们进行贬低与诽谤。
三是对苏联竭力逢迎，企图“借洋自重”。
昔日，苏共及其政府流露出强烈的沙文主义倾向，然而高岗却毫不畏惧地直面苏联代表，直言不讳。
“无边界。”
他在苏方在满洲铁路系统担任总顾问的柯瓦廖夫面前，对刘少奇表达了不满情绪，并散布谣言，称中国党内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领袖的“亲美派”，诸如此类。
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归来，不久便向他人透露，斯大林对他个人青睐有加，认为斯大林对其个人情有独钟，而对刘少奇与周恩来则显得不够重视。
柯瓦廖夫继后晋升为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伴随毛主席踏上莫斯科的首航进行谈判之际，他不慎向斯大林透露了“秘密情报”，指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部分中共中央委员过往曾亲近美国，而目前中国共产党高层仍旧对他们给予支持。他指出，新成立的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中，民主人士的比重显著，实际上已演变为多党派联合的机构。此外，他还披露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构成等敏感信息。
这些情报源自高岗。
斯大林将柯瓦廖夫所撰写的“报告”转交给了毛泽东，同时补充道：
“毛泽东同志，您的同仁们对于我们在东北地区的协作表现出了极高的满意度和热情。”
他特意点名称赞高岗，感叹道：“如今，我们拥有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数载之后，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坦率地披露道：
“斯大林对高岗的背叛，导致我们失去了一位难得的友人，他不仅对中国领导层内部对苏联的真实立场了如指掌，还能为我们提供极为宝贵的情报。”
1952年，高岗被调至北京，入驻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后在此巷内设立了“总代表处”，并频繁邀请高岗光临，共享美食与娱乐，持续迎合其喜好。其目的不言而喻。
饶漱石的权力欲望，曾于1942年和1950年两次自我表露。
初见，“黄花塘之变”。（注：黄花塘，位于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抗日战争中后期曾作为新四军军部与中共中央华中局的驻所。）
1942年春季，刘少奇同志奉命离开华东地区，返回延安担负新的工作。中共中央特发电文，指派饶漱石同志暂代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一职，同时，陈毅同志亦被任命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刘离开后，干部内部便有了些许议论。许多人认为，在资历、能力、经验、声望以及过往的业绩上，陈相较饶均更胜一筹。然而，书记和政委的职务却由饶暂时接管，这一决定出乎众人的预料。
饶漱石、陈毅、谭震林、刘瑞龙、粟裕。
不久，中央作出决定，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实行统一领导。饶某因而心中忐忑，深怕书记和政委的职位无法落入自己手中，于是便施展权谋，将正在进行中的整风运动视为排挤陈毅的良机。
他悄然退至军部四十里开外，展开“农村调查”，同时指派陈毅主持家中的会议，鼓励干部们向领导提出宝贵意见。把握时机，他突然返身，个别约谈几位关键干部，着重提及陈毅在历史上对毛主席的“反动”态度（即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情形），指出陈毅历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并试图排挤书记职位，意图取而代之。
诸多干部因未明真相，听闻陈毅同志反对毛主席，便随同饶漱石一同对陈毅同志进行批斗。正如陈老总所言，彼时他的处境可谓“门可罗雀，鬼影无踪”。
战事结束后，饶漱石向毛主席及少奇同志发出电报，在电文中对事实进行歪曲，指责陈毅“假借检讨军直工作之由，召集二十余名部、科长参与会议，旨在公开指责政治部、华中局以及我个人”。
末尾，他提出了“但愿中央能够迅速决策，选拔兼备才德的政治军事领导干部以协助我们”；同时，他竟敢自诩在道德品质上“绝对能够确保问心无愧”。此外，他还煽动部分干部联名向中央发出批评陈毅的电报。
鉴于中央意识到饶、陈之间的不和问题短期内难以调和，加之原计划需从华东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中选派一人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便电令陈毅前往延安。
电文中交代：
在陈来延任职期间，其职务暂由张云逸代为执掌。待“七大”会议结束后，张云逸将返回华中地区，并负责传达“七大”会议所确立的方针。
陈毅抵达延安后，迅速向毛主席及党中央汇报了若干问题，并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饶漱石及华中局发出了一封措辞恳切、洋溢着自我批评精神的电报。
毛主席亦发电饶。
“陈、饶两位同志之间的争议，纯属工作关系范畴内，涉及的是内战时期在闽西地区的特定争论，本质上属于若干具体问题的讨论，而非涉及总路线的根本分歧。这些问题早已得到了妥善解决。
在抗战年代，针对皖南与苏南地区的各项工作，陈毅同志始终坚决贯彻中央的指导方针，其行为与项英同志不应同等视之。无论是内战阶段还是抗战岁月，陈毅同志均作出了显著贡献，并未犯有路线错误。
若同志们对此两点尚有疑问，敬请饶漱石同志予以阐释。
然而，饶漱石在接到电报的翌日便迅速回电给毛主席，坚定地表示：“陈与我的争执，并非关乎重大路线问题，亦非仅限于工作关系的分歧，实则源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与组织观念上存在一些不足。他在统一战线、文化干部管理以及某些组织原则方面，仍持有一些右倾的观点，对于历史问题亦存有若干偏见，且有时不恰当地运用了恶劣的旧式作风。”他恳请毛主席继续对陈同志给予指导与帮助。
复电陈毅无需多言。
毛泽东对陈毅说：“身为一位政治领袖，务必培养自己的忍耐力。”目前，“你无法返回，且局势尚不明朗。这问题不难解决，待你日后归来自能妥善处理。关键在于他人对你有所误解，你又能有何良策？解释越多，误解可能越深。”
陈采纳了毛的忠告，此事就此放下。饶漱石之所以能成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亦是因循此道而得！
第二次，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
1949年10月，中央作出决策，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及华东六大军政委员会。各委员会由大军区司令员兼任主席，此举在其余五大区得到严格执行。针对华东地区，毛主席特别指示，由陈毅同志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陈毅深感自身肩负重任，既是第三野战军与华东军区的司令员，又身兼上海市市长的重任，事务繁多。因此，他先后向毛主席及饶漱石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希望不宜再让他兼任此一职务。
“既然你不肯接受，那便由我来接任。”
在华东局常委会上，饶不强调毛主席曾明确指示，陈毅同志担任主席最为适宜。他指出，若华东地区的任命与各大区不一致，恐将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不利于形象。然而，饶不转而指出，鉴于华东地区正面临美、蒋的海、空封锁与骚扰，军事任务异常繁重，上海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陈毅同志事务繁多，他本人也多次推辞，坚持担任主席之职。
华东局常委未经深入了解便匆忙作出决定。将讨论结果上报中央后，毛主席并未立即作出批复。在饶某前往北京之际，毛主席再次提及此事。饶某遂编造谎言，称华东局内多数同志均不赞同陈毅接任，只得由他本人担当此任。正是凭借这番说辞，饶某才得以获得批准。
此任命一经宣布，即刻在党内及党外、国内外范围内激起了众多猜测。众多人误以为，陈毅将军必定犯了什么重大错误。而饶漱石则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此外，1952年春季，在北京上演了一场颇具戏剧性的闹剧：
那年初，他因面部痉挛严重，无法正常工作。在华东局常委会的请示下，并经中央批准，粟裕同志陪同他前往北京进行休养与治疗。
他心生疑窦，揣测中央或许对他主持华东的工作有所不满，遂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同时，他听闻中央可能派遣彭真或薄一波前往华东协助工作，心中愈发忐忑不安，情绪也变得愈发焦躁。
原本，饶漱石与少奇同志交情颇深，然而此次他却选择不与刘接触，原因在于他察觉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在若干问题上观点有所分歧，于是开始有意与刘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频繁在陈毅身旁散播有关少奇同志的负面言论。
五月之际，他出人意料地于深夜时分紧急拜访了已然安寝的毛主席。
主席对此事并不以为意，遂起身迎接。饶漱石与其交谈间，言谈间不时流露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以及对得失的过度忧虑，整个交谈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
此后，毛主席与我提及那件往事，言及那个夜晚，他聆听了许久，仍对饶的言辞感到困惑不解。直至最后，方才逐渐领悟其意。原来饶先生心中存疑，疑虑中央对他缺乏信任，故而前来寻求解释。
建国伊始，我党仅用三年时光，便圆满完成了经济复苏与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的重大使命。1952年，我们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自1953年起，我国正式迈入了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首个五年计划的征程。自此，国家步入了全面大规模建设的崭新阶段。
应毛主席的倡议，刘少奇同志将我及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召集，共同商讨如何调整中共中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以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发展的需求。
少奇同志指示我及安子文同志共同草拟了《关于强化党中央办事机构工作》的文件，并于1952年7月将其呈报给了毛主席。
8月4日，毛主席作出批示：“我认为此方案可行”，“应依照少奇同志的建议，着手筹备工作，并从各地选拔人才，组建相应机构”。
不久之后，邓小平、高岗、饶漱石——分别担任西南、东北、华东三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以及邓子恢、习仲勋——作为中南、西北两个中央局的第二书记——纷纷被调至北京履职。
高岗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同时，亦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家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一职。而饶漱石则被委以重任，成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彼时，饶漱石同志正随刘少奇同志赴苏联参加苏共的“十九大”，并在会议结束后留苏考察部分苏联工厂。直至1953年春，他才正式履新）。
1952年11月，中央作出决策，决定将所有大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统一更名为行政委员会。同时，亦在积极筹备，待时机成熟，将撤销各中央局及这些大区行政委员会，并从地方选拔部分干部以加强中央机构的力量。与此同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旨在制定宪法，并对国家体制进行改革。
1953年伊始，应毛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颁布了《关于强化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向上级请示汇报机制及提升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指导力的决定》。
中央对政务院下辖的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各个部门的职责进行了重新划分。在此过程中，计划管理及八个工业部的事务，交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三人共同负责。而劳动工资方面的工作，则由饶漱石全权掌管。
在此期间，毛主席鉴于自身肩负的日常工作负担沉重，便提出了将中央领导班子划分为一线与二线的构想。刘少奇同志被任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毛主席则选择退居二线，专注于处理重大事务。
在国家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负责宏观调控的国家计委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被誉为“经济内阁”。高岗不仅担任国家副主席，还兼任计委主任，同时分管八个工业部，权势熏天。与其他抵达京城担任中央局书记的官员相较，他享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美誉。
步入建设阶段，党和国家的领导架构与人事配置亦需进行相应的重大调整与重新配置。中央组织部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部长更是被毛主席风趣地誉为“吏部尚书”。
随着地位与权力的不断攀升，这两位人士的个人主义思想迅速膨胀。
高岗越发自负，急于成为领袖的核心。饶漱石亦怀有同样心思，渴望在政治的投机游戏中，紧随高岗的步伐，分一杯羹。
他们凭借一些表象，误判了局势，以为在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之间存在着可以利用的裂痕，视此为绝佳时机。
在1953年夏秋之交，正值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与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际，两人默契配合，如同“一出一合”，共同上演了一场旨在分裂我党的“二重唱”。
此刻，高岗气焰嚣张，除却毛主席之外，几乎无人不在其眼中。以下三个事例足以管窥一斑：
1. 刘少奇与周恩来均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同于现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位。相较之下，高岗仅是政治局委员。然而，每当有要事商议，他总会通知少奇同志与恩来同志前往其处，与其他与会者一同静候，直至他现身主持会议。
2. 周恩来对高岗进行指示：国家计委所制定的重要决策和即将启动的重点项目，必须先行提交中央审批通过，方可正式实施。高岗听闻此言，显得不悦，连续追问：“究竟是指哪个中央？哪个中央？”
3. 高岗偏爱举办家庭舞会。周恩来曾受邀出席，却惊觉舞会场面颇为失序，遂毅然离场，自此之后便再未踏足。
高岗对少奇同志位居其上始终心怀芥蒂。当听闻毛主席退居幕后、将中央一线的工作重任托付给刘少奇后，他内心愈发焦虑不安，迫切希望除掉对方以解心头之恨。
——继而对刘少奇等人进行诽谤，声称党内存在一个以他为代表的“亲美派”。
——暗中指使“秀才”代为执笔，假借高岗之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坚决反对党内右倾思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将少奇同志在建国初期及之后所提出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见解、关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看法、关于处理富农党员问题的观点等，一并归为所谓的“党内右倾思想”，并进行了批判。
——将少奇同志在上文中表述的观点描述为持续且成体系的路线失误，并广泛搜集相关文件资料，适时提供给前来拜访的高级干部阅读，借此对少奇同志进行针对性攻击。
——有传言称，多年的实践表明，刘少奇在处理事务上尚显稚嫩。他主要参与过白区工作，缺乏军事指挥与根据地建设的实际经验。在指导工作时，他过分依赖华北地区的经验，而轻视了东北地区的做法。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他攻击刘少奇，以圈圈标记，明确指出谁是圈中之人。更有甚者，他谬称，有领导曾言，中国革命的核心正统源自井冈山，次要正统则归于陕北。如今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圈圈，我们便应效仿，打造一个井冈山为核心的广阔圈圈。
——暗中挑拨党内部分同志与少奇同志之间的关系。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透露，毛主席有意对中央政治局进行改组，并强化中央各部的机构设置。
安听未经中央正式授权，便自行拟定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候选名单以及中央各部主要领导的初步人选名单，并呈递给了高岗审阅，亦与饶漱石进行了相关讨论。
这份政治局委员名单（草案）分作两组：
本组成员由毛、刘、周、朱、陈云（均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均担任各中央局书记）组成。
本组阵容涵盖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等杰出人物。
高、饶二人虽深知此举极不适宜，却未向中央汇报，反将“名单”透露给部分高级干部。
高岗竟妄言政治局委员名单中薄一波的名字出现，而林彪的名字却消失不见，甚至朱总司令也不在其中（1953年3月，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曾指出：名单的问题不在于制定名单者，而应追溯至散布名单者）。
高岗竟散布谣言，诋毁刘少奇，声称其反对陈正人出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之职，并对陶铸在广西的工作持否定态度。
在1953年夏季，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际，高岗曾对他人言道：“若在财经会议上发言，必得揭开刘少奇过往的隐秘。”
此次会议原定议题为财经工作之探讨，中央政府委派周恩来同志担任主持人，并成立了专门的中心小组。小组成员包括高岗、饶漱石，以及我本人与安子文等同仁。
高岗趁机利用部分地区同志对新税制的抵触情绪，以及中央在财经工作中暴露的不足和错误，在饶漱石的协助下，以指桑骂槐的方式，嚣张跋扈。
他将少奇同志先前提出的与会议议题无关的见解，一并视作薄一波的观点进行批判，表面上指责薄一波，实则针对刘少奇展开攻击。
他在会内会外散播所谓“圈圈”、“摊摊”，借此制造混乱。在批判过程中，他肆意夸大其词，将存在争议的问题硬性提升至“路线错误”的级别，对薄一波进行无端指责，诸如“品质恶劣”、“投机取巧”、“打压他人，抬高自己”等罪名，一一扣在其头上。
竟鼓动他人纷纷效仿，迫使薄一波不得不屡次进行自我批评，将原本旨在研讨财经的会议演变为一场斗争的战场，进而导致会议无法依照既定方针继续进行。原定于6月初启动、7月底结束的会议，最终拖延至8月初才得以收场。
毛主席对此次会议极为重视，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亦深表关切。他特意要求我全程参与会议，并担任记录工作。每日清晨，毛主席醒来的第一要务便是让我向他详细报告前一天会议的具体情况。
我的笔记记录得相当详尽，凡是有谁发表了哪些言论，均已悉数记录在案。汇报完毕后，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亦相继进行了补充。
毛主席察觉会议轨迹有所偏移，随即指示我拨通北戴河的电话，紧急召唤陈云、邓小平两位领导火速返回，参与会议讨论。
8月6日，陈云于财经会议中心的小组会议中发表了一场内容丰富的讲话，其中明确强调：
新税制的弊端显而易见，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却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利好。
关于中财委内部是否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认为在日常工作中的分歧是正常现象。我们共同工作了四年，若完全没有分歧，那是不现实的。这些分歧并非全然错误，亦非全然正确，不能简单地将一方的观点视为绝对错误，另一方的视为绝对正确。总的来说，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我无法断言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
邓小平发表了一些公允之词。于是，会议的氛围随之变得宽松和谐。
8月11日，周恩来同志发表了总结性发言，随后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此前，高岗亦曾引起波澜。在政治局审议周总理总结报告之际，薄一波对毛主席坦陈：“我确实有过失，然某些细节尚难以详述。”
高岗指责薄一波“态度恶劣”。
毛主席打断高岗，反问：
指原鞍山市委书记及原东北局党校教育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致信党中央举报高岗的贪污腐败、奢侈浪费行为）？
指的是1952年8月，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成立检查组前往辽宁，调查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的设备爆炸事故，导致工人死伤的事件）？
东北各省若出现失误，东北局自然需予以批评与检视！
高岗见主席严厉，便闭嘴。
——在中央政府策划借鉴苏联模式，对党政最高权力机构进行调整，并将中央划分为一、二线之际，高岗以拥护毛主席的名义，散布谣言，声称毛主席不再重视刘少奇，意图让刘少奇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而将周恩来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而他本人则企图掌控政治局。
从地位来看，过去是“林高”，而现在则是“高林”的顺序。
——在财经会议结束之后，高岗假借休假之名，秘密前往华东、中南地区，继续从事分裂党的勾当。他毫无根据地在党内历史中散布“二元论”的谬论，声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予以修订。他指责《决议》中对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表述不妥，并主张对此重新作出结论。
自1954年初开始揭露批判高岗的错误观点时，周恩来总理曾对此类谬论进行了概括性的表述，称之为“军党论”）。
当前，有关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权力被所谓的“白区党派”掌控的说法，亟需进行根本性的改组，以由其亲自执掌。此行为意在煽动红区和军队中的干部，共同倒戈，推翻刘少奇、周恩来，使其得以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及政务院总理之职。
——1953年秋季，高岗竟然前往邓小平、陈云的住所进行挑拨离间。在邓小平面前，他言称中国关于列宁的争议已解决，但关于斯大林的争论仍未有定论，他询问究竟是谁的问题尚未明确？小平同志洞悉了高岗的企图，便有意地指向墙上悬挂的中央书记们的画像，说道：“不就在这中间吗？”进而对高岗强调，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所赋予的，不容随意变动。
十月之际，高岗再度拜访陈云，表达了自己向毛主席提议增设数位中央副主席的意愿，并戏言道：“你一席，我一席。”
小平同志与陈云同志均对此问题深感严重，遂及时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
毛主席有意亲自进行一番“实地考察”，于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打算外出休假，并请求刘少奇同志暂时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征求各位的意见。
原本，这已成为近年来的一种常态，然而高岗却对此提出异议，力主采用数位书记“轮流执政”的方式。
一试便现了原形。
抵达北京之晚，饶漱石深夜拜访毛主席，此行无疑暴露了他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即便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他的心境依旧未能平静。
彼时，他误判高岗权势日益膨胀，料想刘少奇或许会“失势”，遂不遗余力地“通过与安子文划清界限，以此明示自己非刘少奇麾下干部，以期赢得高岗的同情与信赖”。
在他后续撰写的书面检讨中，他坦言此行为系“基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视角，对党内生活进行揣测，并出于维护、巩固及扩张个人权力野心的目的，试图利用党内某些‘空隙’进行政治投机”。结果，这不仅使他自己成为了高岗反党活动的有力推手与工具，而且实际上为高岗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铺平了道路。
——初入中央组织部，便与刘少奇、安子文产生了些许矛盾。
1953年二月末，饶漱石完成了对《苏联工厂考察报告》的整理工作，随即将其文稿呈递给刘少奇同志审阅。刘少奇同志指示他将文稿交予安子文同志审阅并决定分发名单，同时交由中央组织部负责排版印刷。
饶大为对此表示不满，仅同意铅印了数十册，并以未经中央审核为由，将其扣留在手中，拒绝发放。数月之后，少奇同志向他提出索要，他方才勉为其难地交付了两本。
——1953年春季，中央组织部委派王甫同志（时任党员管理处处长）及赵汉同志（时任办公厅主任）率领数位同事赴山东，对“新三反”运动及农村整党工作展开调研。然而，此行遭到了当地党组织的阻拦。
他们试图与当时负责山东分局工作的向明进行协商，但双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最终只得无奈返回北京。
安子文聆听了他们的汇报后，随即向少奇同志及周总理进行了汇报。饶漱石却对此小事大做文章，趁机对安子文发起了突如其来的攻击。
在五月份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态度严肃地批评安的行为“过于鲁莽”！为何在遇到问题时不去向他汇报，而是选择了先向刘、周二人反映？
言及“王甫与赵汉乃新入伍之辈，闻得枪声自是心生紧张，而你，安子文，身为久经沙场的老兵，岂能一闻枪响便……”
随后，饶又接连主持数次会议，毫无依据地给安戴上“界限模糊，嗅觉迟钝”、“支持一脉，反对一派”等标签，甚至将王甫、赵汉被迫离任山东的情况曲解为“向中央局、分局提出抗议”。
尤为严重的是，他竟敢向中央虚报事实，声称安子文已接受了他的“指正”。此一举动，致使中央组织部的正常运作秩序受到了严重干扰。
毛主席批评饶漱石时表示：
“不要以为你曾担任过大区第一把手，却未曾服务于中央，为何在对抗‘吏部尚书’（即安子文）时，不事先向中央通报？”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召开之际，饶漱石与高岗紧密协作，对薄一波展开激烈交锋。他指责安子文因数日未出席而表现出“消极抵制”，并不断敦促安子文在会上发表意见，声称“面对如此重大的党内斗争，你不应保持沉默”（安子文坚定立场，未随其意）。
临近会议尾声，却有人无视毛主席关于增强团结的明确指示，在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的会议上，公然将所谓的“圈圈”议题和“名单”问题抛出，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安子文明早已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名单”问题的书面检讨，并主动请求接受处分。然而，饶漱石却对此事锲而不舍，甚至在财经会议期间对薄一波展开激烈辩论，会后更是扬言要继续对“圈圈”中的安子文进行斗争。
事实上，财经会议尚未落幕，饶便在中央组织部内掀起了波澜，他直言：“中央组织部宛如一潭停滞的死水，亟需一番激荡以唤醒其活力。”
7月22日，他主持召开了部务会议，在会上不顾事实，强行引用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材料，诸如“支持条条、反对块块”问题、“整党建党规定问题”以及“中央组织部对华东局和山东分局表示抗议问题”等，对安子文进行无理指责。其态度之蛮横，以至于不允许对方进行任何辩解。
7月25日，他再次主持部务会议，将7月22日部务会议上所发生的事件向少奇同志进行了汇报，并严厉指责其为“蓄意挑拨离间，煽动分裂”；进而，他以此为借口，以中央组织部对官僚主义检查不力为由，提出需重新召开会议，专门对部内工作进行检讨。这实际上是想迫使安子文进行自我批评。
这场会议将在8月中旬连续举行两天。安子文诚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然而饶漱石却一味挑剔，无理取闹。对于一些原本是饶漱石冤枉安子文的情况，安子文提出了证据，并要求派人进行调查以核实并更正，但饶漱石却蛮横地拒绝展开调查。
更为荒谬的是，饶本来已同安子文商定，安作检讨时，对“名单”问题只作一般交代（说明3月间他在组织上犯了一个错误，已向中央作检讨并请求处分）而不谈“名单”的具体内容；在安检讨过程中，饶还插话说过：
此问题不宜在此讨论。
但当第二天会上有人对安进行批评后，饶却对大家没有追问“名单问题”加以指责，说：
“尽管安子文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在这一特定事件中却犯了重大失误。大家应该首先质问安子文：你究竟犯了何种严重错误？”
与会同志强调，是他本人明确表示不讨论此问题。然而，饶又坚称：“确实，我那样说过，但你们应当继续追问。在你们提问之后，我会站出来作出解释。这理应成为党内斗争的宝贵教训！”
然而，无人应声，他顿时感到孤立无援，只得草草收场。
——1953年9月，中央举行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此，刘少奇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负责主持领导小组的各项工作。该领导小组的成员包括：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钱瑛，以及我本人。此外，还有饶漱石、安子文，以及来自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部长共同参与。
我始终如一地将会议的进展状况以书面形式向毛主席汇报。本次会议的初衷在于梳理过往经验，探讨如何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以确保国家经济建设的顺畅推进。
饶漱石在会议内外掀起波澜，试图煽动部分对真相缺乏了解的地方组织部长，与其一同对安子文发起攻击。然而，此举并未能引起太大的波澜。
他心中愤懑，于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抱怨道：“此次组织工作会议，本应出席者缺席，而那些本不应出席的人却纷至沓来。”
毛主席指示邓小平询问哪些人应当受邀，从而列出一份名单，邀请他们全部出席。
心中略有忐忑，遂仅点将陈赓一人（彼时担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此前，他听闻在抗日战争初期，陈赓率领部队在太行山区作战时，对后勤补给方面对薄一波有所微词；加之了解陈赓言辞直率，毫无顾忌，便料想若陈赓与会，或许会直言不讳，发表一番言论。
然而，陈赓的到来并未如他所预期般起身发言。饶某再次误算了棋局，未能如愿实现其目的。
中央敏锐地察觉到会议的航向出现了偏差，遂决定暂停大会，转而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旨在优先解决中央组织部内部存在的问题。
在接连数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中，饶漱石拒不接受安子文及其他中央组织部同仁对他的批评，反而态度强硬地提出一系列看似有理实则牵强附会的“证据”，对安子文进行诬陷，声称其“垄断”组织部，令自己无法介入，并指责部内部分同志与安子文暗中勾结，共同抵制他的领导。他意图利用此次会议，误导地方组织部长们，使他们误以为应站在他的一边。
然而，一旦问题被摆上台面，事实与道理得以清晰阐述，那些连篇累牍的谎言便一一被揭露。
在紧急关头，他竟再次编造“事实”，声称自己的政治秘书陈麒章任职已满半年，但组织部却迟迟未接转其组织关系。
陈麒章，当时正负责记录工作的他，在未经会议主持人许可的情况下，破例起身发言。他明确指出，自抵达中央组织部起，赵汉便将他纳入了一支部，而饶说的情况与事实大相径庭。
在主持领导小组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对饶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饶同志在随后的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却以蛮横的态度指责刘少奇在处理他与安子文同志关系时“过于感性，导致问题被无限放大”，甚至以威胁的语气宣称：
“倘若少奇同志在发言时稍显不慎，领导小组或将面临困境。”
鉴于此，中央作出决定，刘、饶、安三位同志在领导小组会议上的最终发言稿，须先行提交中央进行审核。
在中央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审阅组织工作会议的汇报过程中，我始终在场。那时，我便察觉到饶漱石的言行举止颇为异常，然而，对于他为何屡次与少奇同志发生争执，我一时仍未能揭开这层谜团。
在本次领导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中央组织部过往的工作成绩斐然，始终严格遵循了中央的正确指导路线。”针对该部门在工作过程中显现的一些不足与失误，他本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毫不犹豫地主动承担了相应的领导责任。
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中组部所取得的成就，与毛主席，尤其是少奇同志的亲自指导密不可分，然而，子文同志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我们绝不能仅仅归功于领导的高明，而忽略了他们自身的努力与付出。
与会中央领导同志秉持着对犯错同志“察其行而助其改”的原则，在发言中纷纷为饶漱石铺就了一条“保全颜面”的退路。
然而，在饶最后发言之际，他依旧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原则无误，只是方法有误”，不愿坦诚地承认错误。
此后，他仍旧在毛主席面前对少奇同志、安子文及中央组织部部分同志所犯的所谓“错误”进行指责，且依然前往高岗处，就事论事，倾诉心中的不满。
随后，饶某似乎受到了某种不可名状心理的驱使，竟一改往日常态，对安子文说道：
“我所说的对财经会议的抵触情绪，实则并非针对您，而是指向了少奇同志。”
泄露了天机。
高岗与饶漱石的党内分裂活动迹象日益凸显，尤其在财经会议及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问题已暴露无遗。鉴于此，党中央明确指出他们为野心勃勃、阴谋诡计之徒，并坚定决心将其实质揭露于众。
1953年1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郑重指出：
“在京城，设有两大指挥机构，其一由我担任首领，主导着提振士气、激发活力的策略；其二则由他人执掌，施行的是降低士气、压抑活力的策略，如同地下暗流涌动。这究竟是由一个声音出台政策，还是多个声音并行决策？”
此外，他提议政治局制定一项旨在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少奇同志在北京负责草拟《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毛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亲自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编纂工作。
在此期间，毛主席就高、饶两位同志之间的党内分裂问题，曾向党内几位高级干部进行了个别通报。
1953年12月，陈毅同志应召自上海赴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之际，受到了毛主席的两次亲切约谈。
首次，主席向陈毅探询其对饶漱石的认知，陈毅不明其深意，依照通常情形下尽量夸赞同级干部优点的惯例，略述数语。毛泽东听后，反应显得颇为冷淡。
陈毅心中充满疑惑，外出归来后，便向一位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倾诉了自己的困扰。对方关切地提醒他：
“主席问你是否说真话。”
陈迅速转身，将饶漱石的所有言行详尽无遗地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终于是颔首应允，随即向陈毅透露了已掌握的高岗、饶漱石的不寻常行为详情。
数日之后，毛主席再次约见陈毅，旨在深入探讨关于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议题的核心在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的人选。在此过程中，毛主席对陈毅郑重提醒：
“切莫感冒，务必保持敏锐的嗅觉，对于非法行为，须提高警觉。”
又说：
“推让并非在任何情境下都适宜，谦逊并非总是最佳选择。面对野心勃勃之人，我们应坚守立场，若轻易退让，恐令党派受损。”
1953年12月26日的夜晚，毛主席在赴杭州途中经过上海，稍作停留之际，向等候迎接的华东地区负责人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同志，提及了饶漱石的有关问题。
此刻，党中央已决定将张鼎丞调任中央组织部担任第一副部长，张询问毛泽东有何具体指示？
主席说：
“忠诚于党、真诚为民，这是值得推崇的品质。然而，面对那些阴谋诡计者和野心勃勃之人，我们却不能轻易流露真诚。否则，一旦被其利用，便会陷入险境。”
即便如此，在筹备召开第七届四中全会以及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一年期间，党中央在处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上，依旧秉持了宽以待人、疗治疾患的原则。
1954年一月中旬，在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得以完成。随后，该草案由我亲自送往杭州。
“我们应当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对这一决议进行审议通过，以体现我们对待此事的慎重态度。”
同时强调：“决议的表述应尽量正面，避免对任何同志进行批评。”
1月18日，毛泽东同志向党中央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之前，先行通过电报将《决议（草案）》发送给与会同志，以便他们预先提出意见。同时，亦要求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宝贵意见，并特地通知苏联大使张闻天同志参会。
高岗在审阅《决议（草案）》后，心中焦虑不安，遂急忙致信毛主席，表达了自己对《决议（草案）》的坚决拥护与全力支持。他坦承自己曾犯有过错，计划在四中全会上进行自我批评，并希望能提前前往杭州，面见主席。
传达了他的要求后，我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借口主席正忙于审阅宪法草案，抽不出身，遂对高进行了婉拒。
高岗两次向毛主席表达保护饶漱石意愿。
首次与毛主席交谈时，高岗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饶漱石的担忧，恳请毛主席出手相助，以解饶漱石的燃眉之急。
主席质问，为何你代表饶漱石发声？我在北京，饶漱石同样在北京，他为何不亲自来找我，而要你代为传达？即便在西藏也能发电报，我们就在同一个城市，难道他没有腿脚吗？
第二次，恰在揭露高岗的前夕，高岗曾声称要庇护饶漱石。饶漱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亦坚决主张为高岗昭雪。
1月22日，毛主席致电刘少奇，强调：
“在四中全会会议方针的贯彻中，我们热切欢迎除文件表述者之外的各位同志进行自我批评。然而，我们建议在批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个别同志的指责，以便给予犯错同志更多自我反省与觉悟的时间。”
自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依据毛主席提出的两次倡议，得以顺利召开，与会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同时，亦核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相关决定。至于高、饶问题，则决定在会议结束后另行妥善处理。
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同志分别在1月25日与2月5日两次与高岗进行深入交流。而在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位同志又与饶漱石进行了会面，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
在全会落幕之际，自2月15日至2月25日，每日安排半天时间，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高岗同志的问题座谈会，同时，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同志分别主持饶漱石同志的问题座谈会。会议中，与会人员对高岗、饶漱石同志的问题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并对若干重大事实进行了核实。此外，还聆听了高岗、饶漱石二位的申辩与自我批评。
这两场座谈会每日的纪实，均于会议结束后整理完毕并递送至我处。经综合汇总后，我向毛主席及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汇报。
在此期间，高岗不幸遭遇触电，幸而自杀未遂，导致座谈会不得不中断了整整一日。
座谈会落幕之际，依照中央的指示，高岗与饶漱石被要求停职进行自我反省，他们各自于宅邸内撰写了书面自我检查材料。
在中央政治局的坚强领导下，东北与华东两大区域积极响应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揭露并严厉批判了高、饶两人的反党阴谋。
为此，于3月至4月期间，分别召开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及华东局的扩大会议。紧随其后，5月至6月期间，依次举办了山东分局的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的扩大会议。到了8月，又召开了山东省的党代表会议。
高岗坚持不改其志，于1954年8月17日，不幸服下安眠药离世。
我迅速向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们汇报了相关情况。在指示李琦转述给周恩来时，我直言不讳地指出高岗乃一败类。
据李琦所述，恩来同志在听闻后坚定地回应道：“没错，尚昆同志的意见确实正确！”
饶漱石停职反省，我向陈麒章说明。
目前不宜为饶漱石更换秘书，故你作为中央办公厅的一员，仍需暂时沿用原有身份，在饶漱石处继续工作。每周须撰写一份关于“饶漱石近期情况”的简报，并提交至中央办公厅。若遇重大事项，可随时前往中南海，直接向我进行汇报。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一职责。
饶漱石耗时半年，严谨推敲，撰写了一份长达两万余字的书面检查，详尽阐述了四个方面的“失误”之处。
1. 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2. 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在1949年底，华东大区筹备设立军政委员会之际，尽管他心知肚明毛主席与党中央有意让陈毅担任此职务，但当陈毅谦逊推让之时，他却暗中运用所谓“合法”的手段，骗取中央的同意，进而取代陈毅成为主席。
3. 在北京的休养期间，深夜时分打扰毛主席一事——我深知当时自己的担忧和猜疑，无故怀疑中央将我派至北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之计，对中央的信任感降低，于是企图通过询问毛主席来了解中央对我个人态度的真实想法。
4. 在担任中组部职务并参与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过程中，我坦承当时存在失误，承认自己表面上是针对安子文进行斗争，实则是在暗中反对刘少奇，并与高岗的反党行为有所勾结。
在审视的尾声，我坦承个人主义倾向极端严重，主动为自己扣上了八顶“帽子”。
(1) 通过放大他人弱点，借题发挥，以贬低他人来提升自己。
(2) 诽谤散播，欺上瞒下，当面撒谎，拒不认错；
(3) 将资产阶级的权谋手段引入党内斗争之中。
(4) 宗派主义;
(5) 以个人为出发点，个人利益被视为至高无上。
(6) 精心策划，粉饰过错，夸大其词，追求虚名；
(7) 地方、分散主义
(8 )骄傲自满，无自我批评。
鉴于饶漱石当时正遭受面部神经痉挛症的困扰，导致其看阅与书写均感不易，这份书面检查是在他自行拟定大纲的基础上，逐一口述，由陈麒章负责记录与整理，随后朗读给饶漱石听，并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修订与补充。这一过程大约完成于1954年的年底，最终定稿并签署后，上报至中央。
自那之后，饶先生便闲散度日，静待处理，除了偶尔前往邻近的景山公园漫步，几乎足不出户。
如何对待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在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后，毛主席曾有过这样的表示：他原本计划在高等人作出深刻检讨之后，安排他回到延安担任一段时间的地委书记职务，以此来给予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当然，原有的职务将不再保留。
在这段大约一年的时光里，党中央对饶漱石的处理方案进行了反复的研讨，而我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当时，中央的初步设想是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同时保留他的党籍，并为他提供出路。他们认为，这种宽容的处理方式对党的利益更为妥当。
直至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预备会议，各代表团就大会报告（其中包含专门讨论高、饶问题的部分）展开讨论之际，尽管已有不少代表对保留饶某党内职务表示反对，并纷纷提议将其开除党籍，然而中央政治局于1955年3月18日召开会议，经深入讨论后，仍决定“维持原有立场，并对代表作出相应解释”。
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七届五中全会。在讨论高、饶问题时，主席指出，这份文件历经一年的努力，几经波折才得以成形。他们的所谓联盟，实为一个阴谋集团，并非光明磊落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争取领导地位，而是暗中煽风点火，如同野火肆虐，见不得光，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恰当的，且符合实际情况，堪比一场政变式的阴谋。
尽管如此，全会最终仅同意饶漱石不参加党代表会议，但仍决定保留其党籍，仅将他中央委员及中组部部长的职务予以撤销。
不料，在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之际，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引发讨论，风云突变。高岗、饶漱石的问题逐渐激化，最终竟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
与会者一致赞同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之后针对高岗、饶漱石问题所采纳的应对策略，并批准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不过，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分部分进行了调整，将其与高岗的处理方式一致，即“终身开除党籍”。
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
三天之后，饶漱石被正式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要嫌疑人，接受进一步的调查与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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